日本人絕對不會有中國人一樣“名垂青史”的想法。日本人當然也重視名譽，但重要的不是留名于史，而是那一瞬間的名節，至于百年之后的名譽，任誰也無能無力。
這又涉及日本人的生死觀和自然觀，也是中國人最難以理解的部分。
最能如實反映這一問題的，是中日間產生政治對立時雙方的應對之態。日本人的想法基本是臨場型的。日本人多不想讓事態惡化，多半都抱著“差不多得了”的態度，以冀息事寧人。
然而，中國人看到日本人這種曖昧不明的態度總會心生懷疑：是不是因為打著什么壞主意，才故意顯出這種不清不楚的態度。
日本人容易被誤解的另一個原因，是轉變得太快。精通中國文化的評論家竹內好說過，日本文化是“轉向型文化”。對于這種轉向，往往本人沒有罪惡感，周圍人也不會予以責難。
對于這其中的理由，竹內好是這樣闡述的：
“在日本文化中，新的東西一定會陳舊，而沒有舊的東西之再生。日本文化在結構上不具有生產性，即可以由生走向死，卻不會由死走向再生。”
“日本的近代就是從轉向開始的……轉向與日本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轉向是在沒有抵抗的地方發生的現象，即它產生于（日本人）自我欲求的缺失。”
確如竹內好所言，僅以近代史為例，日本就有過兩次大的轉向：一次是明治維新，一次是戰敗。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社會主唱“攘夷論”。然而，開國主張的勢力一旦贏得勝利，社會全體似乎瞬間遺忘了之前還在高歌的“攘夷論”，向著西歐化道路全速邁進。
另一次轉向，是戰后被美軍占領。二戰中的日本，無論是在南太平洋上的小島還是在沖繩，與美軍對戰的部隊大多拼盡最后的一兵一卒，選擇全軍覆滅，甚至像特攻那樣瘋狂的舉動也在所不辭。
為此，麥克阿瑟當初是抱著可能面臨大量犧牲的覺悟登陸日本的。
然而，談何抵抗，日本人面對美國占領軍的態度幾乎可用“歡迎”一詞來形容。美軍士兵甚至無需配帶一槍一彈，放心大膽地在日本街頭自由行走。
縱觀世界，這毫無抵抗、兵不血刃的占領，怕是史無前例的。占領期間，駐日美軍的犧牲數幾近為零。這也算得上歷史上的一大謎題了。
對于日本的這一狀況，美國國內曾有意見認為：“日本是一個會偷襲珍珠港的民族，絕不能大意。”但切身感受到日本國內氛圍的麥克阿瑟并未理會這一“忠告”：“我不相信八千萬日本人全都在演戲。”
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人的如此行為大概稱得上節操盡碎了，但對日本人而言絕非如此。對于日本人來說，身處舊世界就遵循舊世界的規矩，來到新世界便忠于新世界的法則，一碼歸一碼。
日本人的世界觀中，局面是如幻燈片一樣一幀連著一幀不斷變化的。這就好比是日本人習以為常的“換乘式”想法。
但這種“換乘”往往顯得很沒節操。老實說，我也經常對日本社會中的這種變節之快感到憤懣。公司里，昨天還堅持某一立場的人，第二天就換了立場，還能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
關于這一點，歐美人秉承的一元論世界觀，在亞洲這樣的多元化社會里并不通用，因此他們的確很難理解。但更進一步來看，同屬亞洲的中國人雖然與日本人一樣生活在多元宗教觀的社會中，卻同樣也無法理解日本人幻燈片一樣的生存方式。
因為，中國的多元化社會中所蘊藏的法則，并不是日本的“換乘式”，而是“區分式”。儒教、老莊、法家、墨家……中國自古就有相悖的思想主張相互攻擊，相互依存的歷史，也因此中國社會常常爆發各種斗爭。
實際研究中國文化便可發現，大凡作為藝術家功成名就的，往往是官途慘淡或消極出世的才子，陶淵明如是，蘇東坡如是，李杜二人亦如是。
中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存在著兩面性。我的一位舊識曾說：“中國人在外面，一舉一動嚴格遵循儒家規范，可一旦關起門來，則高枕而臥秒變老莊。”未嘗不是這個道理。
說起來，整個社會所鼓勵的就是這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里，一個理想的人，既要擁有高中科舉的文才，又得具備儒家清高的品格，還需懂得琴棋詩書畫的風雅趣味。
這與有很長一段時間由武士統領各領域的日本大不相同，日本人從小被教導的是專注于一件事。
德川幕府倒臺前，掌握權力，左右政治的，基本是武士階層。他們并不像中國人一樣有那么多的教養要求。策馬彎弓，馳騁沙場才是武士的本職，日記讀書等文化習慣，基本是到了江戶時代才生根發芽的。
中國人的“區分式”生活方式在日本人看來顯得頗為靈活，很有隨機應變的智慧。然而事實卻是，中國人并不能很快地適應時代的變化。近代化的過程中，日本接受西方文化花了將近十年，而中國卻耗費了百年之久。中國人總是在反復權衡中仔細打量利弊，結果反而苦于難以作出抉擇。
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的內山書店主人內山完造，戰后回到日本，寫下一篇題為《兩邊倒》的隨筆。“兩邊倒”是內山自造的詞，仿自毛澤東的“向蘇聯一邊倒”。
按照內山的說法，中國人本質上是遵循“兩邊倒”的。中國人聽任何話常會覺得“弦外有音”、“話里有話”，做事前常權衡再三。這與中國人看待人事的觀念是相聯系的，中國人認為，真實的背后還有其他的“真相”，不利的事情隨處可以遇見。
究其原因，還是不相信人，對危險很警覺。但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這是對復雜人性的一種寬容，以及對待自身行為的一種謹慎的態度。
與之相對，日本人則更容易“一邊倒”。一旦有什么好事，就很容易眼里只盯著這一樣。常有意見認為日本人優柔寡斷、反應遲鈍，恕我不能茍同。日本人恰恰是做決定過于迅速。被周圍的環境氛圍左右，一瞬間就做了決定，事后則往往萬般悔恨。
第一個指出日本人具有“恥意識”，卻沒有“罪意識”的是文化人類學女性研究者本尼迪克特。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奉美軍之命，對日本人的心理進行了分析，編著了《菊與刀》一書。
集其分析研究日本人心理之大成的這部著作，至今仍被廣泛閱讀。書的內容主要是對日本人精神構造進行深入分析，指出日本相對于罪感更注重恥感。這一論斷又被稱為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
那么對中國人而言，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哪種更強烈呢？我以為，兩者兼半。
孔子將恥視為人內在的道德意識，認為做人要有羞恥之心。在孔子之后，孟子明確地說：“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可理解為羞恥心即是施行義的出發點，一旦做了壞事，羞恥之心會來主持正義，捍衛道德。
中國人有一個重要觀念：“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由此可見恥感文化在中國人心中有多么重要。
蔣介石也曾將“禮義廉恥”作為國民政府的宗旨，日記中常常提起要對日本“雪恥”，以一雪前恥作為人生的目標。
內在的道德即是恥感的根源，這種感覺下，中國人的罪感與恥感實際上是融為一體的。
而日本人卻缺乏這種內在的罪惡感。最能體現這一點的大概就是“添麻煩”這個詞了。
在日本，引發問題的人在記者會上，基本上都會說的一句就是：“給大家添麻煩了，實在抱歉。”因為社會普遍覺得，不說這一句的人就不是在反省。而大多情況下，這句“添麻煩”所指向的，實際上是不特定的多數人。這里當然也包括對實際受害人的歉意，但更主要的還是對于“社會整體”的致歉。
我并非精通全世界的道歉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在哪個國家，或以何種方式道歉，其對象都包含具體受害人和社會整體兩個方面。但在日本，不管三七二十一，總之先向全社會道個歉就好，此點給人的印象更為強烈。
因此，日本的道歉，常常讓人看不清到底是對誰道歉，對什么問題道歉，這也就成為招致誤解的一大原因。
中國對于“罪”有著強烈的倫理觀念。未能名垂青史或是沒能給家族子孫留下財產，既是恥辱，也是罪過。
翻看儒家經典《尚書》，關于罪的文字遠比關于恥的文字更多。但這里的“罪”指的是違反“天命”之罪，而能定罪的“天”，與其說是人格化的神，倒不如說是每個單獨個人內心的“天”，它擁有絕對的判斷基準。
與之相比，世上怕是沒有比日本人更缺乏罪惡感的民族了。
圍繞對歷史問題的道歉所產生的一系列分歧，在我看來，確是與之相關的。日本人的確在反省，也明白絕不能重蹈覆轍。但畢竟沒有外界期待的深刻罪惡感，因此在中國看來，日本根本沒有嚴肅地反思。
因為沒有“神”或“天”的概念，所以看起來總是有些不夠重視，相對而言也確實不夠重視。但這不是日本人看輕歷史問題，而是日本人內在的“罪惡感”，從本質上而言就不夠深厚。
如上所述，中日間誤解的種子實在太多。何況，相比花了一千五百年潛心觀察研究中國的日本人，中國人對日本的觀察不過短短百年，誤解之多也是必然。
在此，我希望中國人能有一個心理準備，理解日本的道路（當然是在愿意去理解的前提下）遠比想象的更漫長。我心中默默期待，未來，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誤解能有所減少，對日本人的惱怒能少于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