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匠人精神深度解讀：從傳統到現代
“ 這樣的日本社會，同時亦是一個人盡其才，尊重多樣化，重視技能技術，真正行行出狀元的社會，而不是傳統中國社會在宋代以來，科舉當道，文人橫行，導致“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抑或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美嬌娘”的輕視技術，崇拜文字文章的畸形社會。”
■作者=蔡孟翰 摘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日本本從傳統工藝品到現代制造業的各種生活家電，汽車，建筑等等，其制作精美，功夫細膩，巨細靡遺，故障率極低，可以說是舉世有目共睹，為人欣羨，日本自己亦頗為自豪。
日本工匠贏得世人尊敬的成就，很多人包括日本人自己，歸因為日本工匠精神或職人倫理（現在日文多用“職人氣質”一詞），認為日本工匠做事全副精神投入，認真仔細，無論大事小事，一絲不茍，遇到難題，契而不舍，精益求精，這才是日本工藝品制造業傲視全球的精神基礎。
來過日本，就算只是走馬看花，大概也能立即觀察到日本人做事謹慎認真，服務到位，即使在服務業也很有“職人氣質”。
我自己在日本2012年買了一間快四十年的老房子，需要全部翻新，找來兩位木工（日本稱之“大工”），從拆內部裝潢到重新裝訂地板，隔間，天花板，廚具等等，不但速度不慢，在短短兩個月內就大功告成，做工細膩，還能按照我交代的設計逐一完成，而且，時常與我討論如何能做的更好或試圖正確理解我心目中的設計到底為何，因此，結果與我想象的一模一樣。
還有，每天幾乎都不看手表，通常做到他們自己訂立的進度以后，才下班回家。因此，我對日本匠人有相當不短的時間，在非常近距離的觀察，同時與他們還有若干互動。
不過要了解日本的工匠精神與工藝品，必須要回到歷史上進行理解，而不是泛泛地高談精神至上。
今天日本傳統工藝品現代制造業，并不是自古以來便是如此高明精細，在東亞諸國里，毋寧是有些落后。
以工藝技術來說，在16世紀末，豐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前，日本并沒有瓷器制造的技術，亦即是沒有日本本土的瓷器生產，而是綁架了許多朝鮮瓷器工匠到日本以后，日本本土的瓷器業才突如其然，猶如雨后春筍地發展。
從江戶時期到今日，著名的伊萬里燒或有田燒瓷器，就是朝鮮工匠李參平開創而出的傳統，李參平因此還有“陶祖”的美譽，今天在九州佐賀縣有田這地方，每年5月4日還有“陶祖祭”紀念李參平，沒有因為李參平是朝鮮人而數典忘祖。
朝鮮工匠對日本傳統工藝產業的貢獻，不僅僅在瓷器一項，連陶器亦有不少影響，過去長州藩（今山口縣荻）的荻燒與舊薩摩藩（今鹿兒島縣鹿兒島市）的薩摩燒等等，都是始于被綁架到日本的朝鮮工匠手里。
同理，日本江戶印刷技術突飛猛進，亦發祥于16世紀末，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從朝鮮掠奪很多書籍，印刷器具，印刷活字，全部掠奪帶回日本，之后，陸續翻印朝鮮朱子學書籍以及中國史書，開啟偃武揚文的時代，才有后來江戶時期，學術文化大盛，學者文人輩出，因此，對書籍有大量的需求，轉而引導出為數眾多精美大氣的印刷。
其實，只要到臺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走馬看花，可以不難察覺中國傳統工藝，不但不遜色于日本，事實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與日本在江戶時期以前的工藝品相較，日本工藝品多數其實不足觀也，除了少數幾個領域里，比如刀，漆器，佛像，扇子，界畫等等，日本確實有其擅長。
北宋歐陽修還因此寫過《日本刀歌》，如此贊頌日本刀： “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閑雜鍮與銅。 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兇?！?/span>
盡管如此，從17世紀伊始的江戶時期起，日本工藝品的水準，在各方面便急起直追中國，甚至超越中國。
剛剛上面提到的瓷器業與印刷業，到了18世紀末，日本的發展在不少方面已經推陳出新，比中國更為出色，書籍彩色印刷，精美細致，已經稀松平常，字體排版多樣化，裝訂紙質皆屬上乘，直追中國宋版，遠遠將明版清版拋在后頭。
而且，版權意識逐漸加強、有些書籍已經明確標示有“不許翻刻，千里必究“的字樣，更有一些書商開始要求幕府介入版權糾紛。到了1842年，幕府已經有專人取締盜版問題，難怪，一到明治初年，現代版權制度立即確立普及，很多書籍都有“版權免許（牌照）”四個字了！
另外，浮世繪印刷色彩鮮艷大膽，描繪細膩，題材豐富，從山水風景，市井街景，町人游女，到舉世聞名葛飾北斎的《富嶽三十六景·第二十一景神奈川沖浪里》，此圖對海浪的具體繪制，充滿張力，極具恐怖感之余，人顯得渺小脆弱，同時突出富士山的永恒之意，實為世界藝術史上的杰作。
更何況，浮世繪非常普及，價格大眾化，不是只有少數人才買得起，而是江戶日本廣大庶民日常的藝術娛樂。
再拿中國清代年畫版畫與日本浮世繪一比，高下立見，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正是下里巴人之于陽春白雪。
當然，浮世繪的地位是全世界公認的，對19世紀的印象主義畫派，特別是大畫家克洛德·莫內有顯著的影響。浮世繪中的大師葛飾北斎（1760-1849）在江戶日本除了是一名畫家，在江戶日本社會的感覺里，基本上就是一名職人，一位偉大的職人。
日本的伊萬里燒在17世紀開始出口到歐洲，到了18世紀，在歐洲非常受到歡迎，完全不在瓷器大本家——中國之下，在技術上亦不輸清代斗彩瓷。在畫風上比斗彩高尚有格調，較為近似中國宋代院體畫畫風，又有日本桃山時期黃金華麗之氣，別出心裁，令人刮目相看。
到了今天，中國的瓷器與日本已經不是在同一個等級，日本依然是世界一流，中國的瓷器就是二三流而已。因此，要了解今日日本傳統工藝與制造業的成就，便要回到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
在江戶時期，如同今日日本，所謂匠人，一般稱之為“職人”，不過，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江戶時期以及今日日本，所謂職人，包含的職業范圍遠遠大于中文的工匠，在江戶時期，幾乎可以說服務業與手工制造業，任何略有一技之長的人，都是職人。
盡管在今天日本，職人的范圍比較狹窄限定，但依舊比中文語境中的工匠寬廣，除了制造業不少有現代技能的工人與擁有傳統工藝技能都是職人，服務業中的傳統技能，如壽司師傅與料理師傅或釀酒師，亦可以稱之職人，他們往往亦以職人自許自律。
當然，在日文里，如果限定在工匠，通常就是以“匠”（讀為takumi，たくみ），“匠”的發音takumi，乃是訓讀，非音讀，與巧妙（巧み）的發音相同，因此“匠”就是“巧”。
“匠人”亦可以稱之“工匠” （讀為koushou，こうしょう，這里便是音讀），但是較為罕見。最平常的稱呼還是職人。
所以，工匠固然是職人，很多服務業里有技能或專門知識的人，亦是職人。這是日本最有意思，其實很獨特的發展。
所謂匠人傳統，在歐洲的德國有，叫meister，在意大利亦有，稱之為maestro，在英國則是craftsmanship的說法，但還是比較限定在手工業的范圍內。
總之，工匠傳統與工匠精神，很多地方很多文化里都有，但卻沒有日本在江戶時期，有”職人“這樣的概念涵括工匠與服務業有技能的人。
因此，在日本所謂匠人精神，其實理解為職人精神更為合適周延貼切。所以，日本的職人精神或職人倫理，并不能等同其他地方其他文化的匠人精神。
因為，一般所謂的匠人精神總是與基爾特／公會（guild）的會員精神與倫理有關，即使沒有基爾特組織的地方如中國，還是在一個相對封閉有自己行規的環境里，發展而出的一套行為準則。
而在江戶日本，匠人精神就是職人精神，職人精神是日本社會里，各行各業都有的專業精神，其實就是非?，F代的專業職業倫理。
因此，在江戶日本，職人的概念與職人的倫理，呈現江戶日本已經走上現代經濟里專業化的職業性能與職業倫理，而不是歐洲中古世紀封閉的基爾特匠人精神。
日本的匠人沒有基爾特，雖然在江戶時代以前，從平安時期到戰國時期，日本的商人有近似歐洲中古世紀的工會，稱之為“座”。這點很值得的注意，因為，商人的公會到了江戶時期就沒有了。
上述的發展對于后來日本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演變與明治時期迅速的工業化，有極大的助益。
比如，在江戶時期，大多數的職人已經有相當固定明確的作息時間表，一年定期休假5次，再加上正月放假兩周，中元普渡一周左右，每個月初一十五休息，每天早上八點開始工作，早休一回三十分鐘，中午午飯時間一小時，下午午休一回三十分鐘，傍晚六點結束，大約一日工作八小時，這樣的作息時間已經與20世紀現代的作息時間一致。
因此，在日本江戶時期，職人工作的作息時間，實際上，與現代經濟里的工作的作息時間已經趨同。
除此之外，江戶以來職人，特別是匠人的技術傳承，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帶徒弟，徒弟實為低薪員工，長時間接受嚴格的訓練，繁瑣的打雜工作，但可以換取學習技藝的良機，等到習得技藝后，如果職人師傅會準許認可徒弟到外頭開業，在日本叫“分暖簾”（暖簾分け），這是至今日本很多傳統行業里，仍相當普遍的做法。
另一方面，在家里是“一子相傳”，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兒子繼承技術與家產，通常是長子，但也可以是其他的兒子，女婿，如果沒有兒子女婿，或者兒子不長進，收養徒弟為養子來繼承，亦非罕見。
這樣的情況在中國秦代以后基本上就不可能，一，中國在秦漢以后，沒有大宗制（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子相傳），只有諸子平分的小宗制，二，中國對血緣高度重視，不會以家業的傳承高于血緣的傳承。朝鮮亦然，所以，韓國現在亦無十幾代的匠人家庭。
然而，在江戶日本，“一子相傳”在武士階級與商人里雖是常態，在其他一般家庭并非如此，但在匠人家里卻是主流。這樣的繼承方式非常有利資本累積與技術累積，這對社會的商業化與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起了關鍵作用。這亦是今天為何日本傳統技能行業，已經十幾代的家業，依舊舉手可得，比如，前述有田燒的始祖李參平一家的瓷器制造，已經傳到第14代金平省平了。
值得深思的是，朝鮮人到了日本，在日本的政治社會制度下，便可以傳承十幾代，但在朝鮮半島的北朝鮮或韓國則不可，這豈不令人深思？此亦是另一種意味的“橘逾淮為枳”。
另外一點，日本匠人傳承至今最多為十幾代，比如在京都南禪寺邊上米其林三顆星的瓢亭，今天當家是第十四代高橋英一，亦是源于江戶初期，這其實就間接透露今日日本匠人傳統源于江戶時期的鐵證！
日本匠人的一子相傳制度，不但對日本現代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亦是日本傳統工藝技藝能延續至今的主因之一。
其它原因，還有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的統治階級沒有被下層階級推翻清算，所謂明治維新，只是統治階層里換另外一批人當家作主。
正因為傳統統治階層延續至今，因而，他們對傳統工藝，比如和服的需求，從未間斷過，即使在二戰后，西服更廣為流行，已是常態，日本上層社會以及中產階級仍有購買和服的習慣。
舉一反三，可以推知傳統統治階層的延續與傳統工藝技藝延續的關聯性。任何行業，包括傳統工藝，不能沒有市場沒有客戶。
除此之外，日本在江戶時期，各地大名（諸侯）就紛紛接受日本第一大儒荻生徂徠的高徒太宰春臺（1680-1747）在《經濟錄·拾遺》（1729）里，論證分工合作，積極發展產業，積極進行藩與藩之間的交易，可以“足國用，是為富國之術”的道理。
因此，許多大名積極發展農業手工業，對職人的重視自然與此有關。到了明治維新以后，就轉換成“殖產興業”，積極推動實業，展開工業化，各式各樣新舊匠人在此過程顯得更重要。
比如說，如果參觀幕末明治初年的洋樓，很容發現有很多日本傳統元素，原因是一時沒有純粹學習西方建筑的職人，都是以傳統建筑及其相關行業職人為主，模仿西式建筑，因此，不免有不少日本特色。
不但政府重視新舊匠人，民間知識分子亦看到保存傳統工藝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在大正15年（1926），由柳宗悅（1889-1961）發起所謂的“民藝運動”，積極收藏保護藝術史上不見傳聞民間的工藝品，如陶瓷器，漆器，家具（特別是長野縣松本地區的家具），竹制品等等。
日本政府亦不落人后， 在戰后昭和25年（1950）通過文化財保護法，第71條第2項就有“人間國寶”制度，支援保護認定的匠人／職人與團體，每位人間國寶可以接收日本政府每年日幣200萬（約12-13萬人民幣）的津貼，包含范圍相當廣泛，從傳統音樂，舞蹈，歌舞伎，文樂，落語（日本相聲）到陶藝，染織，漆藝，金工，木竹工，和紙等等。
所以，日本匠人或職人精神的維持，不是只靠精神，光靠精神委實不能持久，而是從民間到政府，在諸多方面的努力。
總而言之，對日本傳統的高度重視與由衷的尊重，才有延續不斷的日本匠人傳統。擴大來說，日本的職人概念，只要有一技之長，無論做什么工作，都是職人，所以，今天日本各行各業，都敬業樂群，連掃廁所都有高度專業的“職人”精神，更不用說平時一般服務業服務的體貼細膩，如何的稀松平常。
因此，這樣的日本社會，同時亦是一個人盡其才，尊重多樣化，重視技能技術，真正行行出狀元的社會，而不是傳統中國社會在宋代以來，科舉當道，文人橫行，導致“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抑或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美嬌娘”的輕視技術，崇拜文字文章的畸形社會。
江戶日本很多儒學學者認為中國自從秦代以后，每況愈下，距離圣人的國度越來越遙遠，日本反而更像真正的中國，直追中國的三代。
在《周禮·冬官考工記》：“粵無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浿疅o鏄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知得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這段說的太好了，簡單說，文意就是從無到有，都是人的能力決定，這就是工，就是百工之事，同時亦是圣人之作。
讀完以后，相信可以理解為何江戶時期日本儒者已經認為日本更中國，而中國不像中國了，因為日本比明清的中國更重視工藝，更重視匠人。今天目睹的日本職人傳統，便是時代見證之一。
然而，中國從三代的”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到明清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再到后來的“要紅不要?！?，這一切不正是中國宋代以后，中國難有匠人傳統與匠人精神的思想文化社會因素嗎？這不是中國科技停滯不前的政治與社會因素嗎？中國在革命一百年后，今天的中國已經洗心革面了嗎？在打倒舊社會以后，情況驟變了嗎？
還不是一個觀念議論充斥，文人橫行的社會，一個動輒大言不慚商業模式，市場導向云云的花言巧語，仍是一個不肯實心實業的浮躁社會。
日本的職人精神實際上是既傳統又現代，乃是日本自發地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一個維度與象征。我看日本匠人傳統與匠人精神，故作如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