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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文化
日本政界搖籃——松下政經塾研修記

日本政界搖籃——松下政經塾研修記

 TOYOBIS 日聯社 昨天

正如哈佛商學院教授約翰·科特所言,相對于各自的歷史與背景而言,成立于1979年的松下政經塾的成功,足以讓成立于1936年的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汗顏。



■作者=蔡成平 摘自《日本為什么會這樣》


松下政經塾,久聞其名,但一直以來只能隔山遠眺,未免云霧蒙蒙。


2010年,筆者得以參加其2010年度素志研修項目(定員20名),并借此機會,一揭其神秘面紗,見其些許模樣。


作為唯一來自中國的成員,也是唯一通過書面選考的外國人,筆者在政經塾研修期間,對志在從政的日本青年精英所懷的強烈的危機感和愛國心,力圖改革日本的迫切愿望和切實行動敬畏不已。


以培養政治家著稱的松下政經塾究竟強調些什么價值和理念、以何種方式培養未來的領導人,值得國內各界關注與參考。



(古山塾頭與筆者研修同期及在讀塾生合影)



松下政經塾與日本政界


松下政經塾的發軔,無疑得益于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的遠見和慷慨。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經濟高速騰飛之際,松下幸之助就預見到日本將要出現的危機,并因此捐出平生積蓄70億日元,于1979年創辦財團法人松下政經塾,時年松下幸之助86歲。


迄今,松下幸之助已去世20年有余,但在其無形的墓碑上將永遠鑲嵌著松下電器、PHP綜合研究所以及松下政經塾這三篇絕美的禮贊。


在中國傳統思維中,政、商、學乃人生追求的三大方向,松下幸之助一人無疑全部占盡。


但投身商業的松下幸之助對財富本身沒有多大興趣,對權力更理解為痛苦與責任。


1961年,美國《時代》周刊記者來到日本采訪這位大人物時,在一座古樸的京都宅邸內,他發現安靜的老人正和3位年輕的研究人員邊喝茶邊探討如何能為全人類帶來最大的繁榮和幸福。松下幸之助試圖探詢人類幸福之源,他對《時代》周刊記者說:“我想探究人性?!?/span>


松下幸之助一手創辦的PHP綜合研究所,其寓意即直接取自“繁榮、幸福、和平”(Prosperous、Happiness、Peace)。


而“為人類之繁榮、幸福及世界的和平作出貢獻”則成為松下政經塾塾生們每天清晨高聲宣誓的人生信條。


每天清晨6時起床,清掃、晨操、3000米晨跑,身著正裝,親耳聆聽政經塾黎明之塔傳來的清脆而厚重的鐘聲,感受塾是、塾訓、五誓等信條帶來的震撼力,非親身參與,實難以體會。


松下幸之助通過創辦松下電器和PHP綜合研究所,在商、學(研究、出版)領域取得的成就和影響自不必說,創辦僅31年的松下政經塾在日本政壇也是遍地開花結果。


在日本兩大政黨(自民、民主)內部,松下政經塾的畢業生都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在國家缺乏長期發展戰略、世襲政治盛行、首相頻繁更迭、政客辦事不力、經濟長期不景氣等重重問題困擾的當下日本,松下政經塾的畢業生成為日本政界的一股清流,給日本的政界乃至國家帶來新生的希望。


據統計,經過31年的積累,松下政經塾共培養塾員242人,活躍在政界的有104名,僅議員及省市首長就有71名,其中眾議院議員31名、參議院議員3名、省市地方議會議員26名、縣知事(省長)2名、市區長9名。


而在同一時期,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總共畢業了1.7萬人,卻只當選了17名國會議員。


正如哈佛商學院教授約翰·科特所言,相對于各自的歷史與背景而言,成立于1979年的松下政經塾的成功,足以讓成立于1936年的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汗顏。



(席卷日本政界的松下政經塾畢業生)


放眼日本政界,政經塾的畢業生可謂人多馬壯。在舊自民黨時代,就有金融大臣伊藤達也(政經塾第5期)、國務大臣高市早苗(政經塾第5期)、法務副大臣河井克行(政經塾第6期)、外務副大臣逢澤一郎(政經塾第1期)、文部科學副大臣松野博一(政經塾第9期)、外務副大臣小野寺五典(政經塾第11期)以及總務大臣政務官秋葉賢也(政經塾第9期)等政治家。


2009年,日本實現政權交替,民主黨上臺執政,在鳩山內閣內,松下政經塾出身者就有8人入閣擔任大臣、副大臣、政務官等。


如民主黨內新生代的代表、有“日本布萊爾”之稱的原民主黨黨首、現住國土交通大臣前原誠司(政經塾第8期)、總務大臣原口一博(政經塾第4期)、外務副大臣務正公一(政經塾第5期),以及備受好評的“事業區分”作業的主要負責人、財務副大臣、民主黨國會對策委員長的野田佳彥(政經塾第1期)等。


菅直人出任首相后,野田佳彥接下菅直人兼任的財務大臣一職,成為未來日本首相最具競爭力的熱門人選,野田的座右銘“素志貫徹”,即直接取自松下政經塾“五誓”第一條。


以野田佳彥為首的“花齊會”(取自“百花齊放”,前身為發軔于1993年、出身松下政經塾的國會議員所結成的“松下政經塾立志會”)和以前原誠司為首的“凌云會”,皆為現執政黨民主黨內頗具影響的派系,兩派系經常步調一致、相互支持,故被日本媒體習慣性地稱為“前原·野田組”。


在派系色彩并不算濃厚的民主黨內,“前原·野田組”的影響力和團結力格外引人注目。



(野田佳彥為首的松下政經塾第一期塾生)


當然,政經塾畢業的塾員并不全部投身政界,在學術界和商界也相當活躍。


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研究員岡田邦彥(政經塾第1期)、早稻田大學金融綜合研究所所長水上慎士(政經塾第5期)等活躍在學術界,而軟銀集團總裁助理島聰(政經塾第2期)、Imagineer集團總裁神藏孝之(政經塾第2期)等則活躍在商界。



從政只是手段


松下政經塾所強調的理念之一,即投身政界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


筆者在政經塾研修期間,擔任塾頭的古山和宏就數次諄諄教誨立志從政的青年人要擺正從政的動機,萬不可為了從政而從政;與權力欲相比,改善現實社會中的不足、建設更美好的國家才是政經塾塾員應有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研修期間,筆者親耳聆聽了現日本眾議院議員、松下政經塾第17期生稻富修二的演講。


稻富畢業于日本青年最向往、也是合格難度最大的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后就職于日本大型商社“丸紅株式會社”,在工作的過程中因深刻意識到日本稅制申報的弊端,而毅然辭職進入松下政經塾,畢業后遠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取公共管理學碩士學位。


為實現自己躋身政界、借助政治力實現日本稅制改革的夢想,稻富10年間一直忍受幾無收入的“浪人生活”,其中甘苦實非常人所能體會。


目前,稻富修二議員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實現在政經塾時期就確立的政治課題,即松下幸之助塾主當年提出的烏托邦式的理念——“無稅國家論”。


現第30期生添田勝,原本就職于看護醫療行業,但因體會到整個福利看護行業工作艱辛、待遇和薪水卻不高的現狀,聯想到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將逼迫日本改善醫療看護體系,而毅然辭職來到松下政經塾學習,以期日后登上政壇,實現改革日本福利醫療體系之夢。其現在研修的課題即“可持續的醫療福祉政策研究——為建設安心長壽的社會”。


而與筆者一起參加研修的同期們,背景和身份更是五花八門,有在美國、英國留學歸來者,有東大、早大、慶應的名門生,也有就職于大型商事、銀行、制藥公司、海上自衛隊的年輕人。


日本英語教育不足、公司全球化不夠、銀行監管不細、醫療預防不周、安全軍事保障不強、憲法九條改革等都是激烈爭辯的議題,每個人都有野心勃勃的從政欲望和從政志向,并開展著一系列的選舉活動。


松下政經塾的塾員以及和筆者同期研修的學員們都很清楚地知道,即使在日本民主政治的環境中,從政之路也不會一帆風順,當選之前所忍受的煎熬和痛苦也非常人可以承受。


以他們的智商和資質,完全可以找到收入更可觀的工作,過安穩富足的生活,但他們卻甘心選擇難度大、且需堅韌意志力和忍耐力的冒險之途。他們不是為了自己,或者說不全是為了自己,更多的是對社會所擁有的強烈責任感和真摯愛國情懷使然。


以從政為手段,把貢獻于國家和社會作為人生的追求,且不斷提升自身的行動力——政經塾研修強調的就是“遠大志向下堅實的一小步”。


面對這樣一批有識有為、滿懷強烈愛國心和危機感的日本年輕人,恐怕只能用“敬畏”來形容吧。


筆者認為,松下政經塾所強調的手段與目的之別以及“遠大志向下堅實的一小步”等理念,恐怕與松下幸之助塾主的人生哲學、經營理念密不可分。




松下幸之助早年因父親經營失敗,小學四年級未讀完即輟學做學徒,24歲時靠借來的100日元起家創業,窮其一生在經營實踐中領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來水哲學”——把大眾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


在松下幸之助看來,企業經營只是手段,而最終目的是將寄托在肩膀上的社會責任感和大眾的期望通過數字表現出來。


為了完成這一遠大理想,松下幸之助制定了250年的企業遠景規劃,以25年為一個階段,用10個階段完成目標。


在松下幸之助1989年去世時,創業70年的松下電器的營業收入達420億美元,幾乎是當時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時至今日,松下電器仍然是日本乃至世界范圍內的電器巨頭。


正如萬科董事長王石所言:胡雪巖做到了紅頂商人,買賣夠大吧,但在他本人的一生中,就走完了由盛到衰的全過程,而松下幸之助去世了,松下公司照樣發展。



基于古典傳統,強調“現場主義”


政經塾招收學生規定年齡在22-35歲,不問學歷、國籍、性別,但從實際招生來看,每年從200多名志愿入學的人中選拔錄取的5~6名塾生,大多畢業自日本一流名校,且以在內閣、省廳、公益團體及知名企業歷練2~5年、初有小成者為主。


松下政經塾不接收在職研修,因此進入政經塾就意味著必須以辭職為代價。相應的,政經塾不收取任何費用,還會為每個塾生每個月提供26萬日元、約合2萬人民幣的支援金,同時每年還提供數額相當可觀的實踐活動經費及海外研修經費等。


松下政經塾將“自修自得,探究事物的本質”作為塾訓之一,只有能“悟道”之人才是政經塾所求之才,也只有自我修煉到“悟道”的層次方可畢業。因此,政經塾不設專職的講師,但塾生若提出想請某領域的權威來講學,政經塾一般都會想辦法予以滿足,而中曾根康弘等政界大佬更是政經塾的常客。


強調“自修自得”正是松下幸之助所堅持的理念,松下幸之助本人并沒有接受很多的學校教育,其一切的智慧與理念皆在“悟道”中自修自得而來,他甚至極端地說:如果關閉東京大學,當時的日本政府至少可以每年節省15億美元……


與主張“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的日本近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相似,松下幸之助極為推崇《論語》《孟子》《易經》等中國古典智慧,在其悟道的過程中,實踐和古典無疑是最好的教科書。


可以說,政經塾培養模式最鮮明的特色就是:基于古典傳統求智悟道,立足現場實踐增長才干。



政經塾前一年半的培養計劃主要是日本傳統的茶道、書道、武士道、禪道和中國古典的學習以及經營理念、政治理念等的探究,借此確定人生遠大的素志。


而后一年半則主要是實踐課程,亦即“素志下的一小步”。筆者從塾生處了解到,所謂的實踐課程主要是海外研修或深入企業體驗或任職于政治家事務所或直接出馬參選公職等。


筆者在研修期間曾親身體驗政經塾內學習中國古典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在松下幸之助先生曾“悟道”的一間和室內舉行的論語紙牌對抗大賽,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研修前,筆者就收到政經塾發來的日文版《論語》,并被告知務必熟讀強記。到達對抗現場后,研修人員分成4個小組,每組5人,兩組間對抗,以抽簽方式決定對抗小組。


政經塾工作人員已將論語制作成紙牌,紙牌全部攤放在桌上,當古山塾頭說出《論語》中的前半句(或后半句),組員須迅速找到并搶到寫有對應的后半句 (或前半句)的紙牌,全部結束后,以搶到紙牌數多者獲勝。


寓教于樂、寓學于樂,這樣學習古典不但不乏味,反而充滿了樂趣。


據塾生講,修行的前期階段,這樣的古典對抗大賽在塾生之間經常舉行,直至能出口成章,完全了然于胸之后,政經塾會安排大量的古典講座來進一步講解古典所蘊含的深刻內涵,讓塾員體味其深意。



(安岡正篤是日本戰后數任首相的精神導師)


研修結束時,筆者有幸從政經塾處得到了《創造人物之人學》一書,而此書正是政經塾眾多古典講座中某一期的內容,該書作者亦即主講人伊輿田覺,乃是被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日本歷代首相奉為精神導師的陽明學者安岡正篤(1898—1983)之高徒。


伊輿田覺本人曾仙居大阪金剛生駒國定公園深山中,與世隔絕,潛心修行長達35年,現為日本著名的儒學學者、儒學教育家。


古典永不過時。可以說,在我們的鄰國日本,青年精英們正非常完好地繼承和學習著中國的古典,視中國古典智慧為人生最高指南,尤其“政治家的搖籃”松下政經塾強調,政治家必須習得乃至神會中國古典智慧,并能在實踐中自修自得增長才干。


這一政治家或精英培養模式,恐怕也能帶給我們些許的思考與啟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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