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姓名里的土地情結與中國文化
眾所周知，日本的漢字就是經由朝鮮從中國傳來的，而且日語的假名也是從漢字中產生。
但是大家可能并不知道，日本國土雖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根據講談社的調查發現，日本人的姓名數量和多樣性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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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姓名的數量，約有三十萬之多，擁有如此龐大數字的姓名，在世界上，恐怕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了。
歸納起來，原因大概有三：一是日本為島國，自古以來，與外界的交往甚少，他們認為，反正大家來自同一祖先，都是親人，無論用怎樣的姓氏，都沒有什么不同，所以，姓氏，或曰“家名”，變還是不變，對于古代日本人來說，沒有約定俗成的條例和嚴格的規定。
比如歷史上，平氏和源氏相互仇視、敵對，其實他們同宗同族。
所以，對于姓氏的保持，日本人并不像中國、韓國那樣堅持，一家人離開宗族，搬到一個新地方定居，就換一個姓。而姓氏的頻繁變換，也是日本姓名數量眾多的原因。
著名的日本民俗學者柳田國男通過調查提出：由于古代日本家名、氏名經常改變，所以不同姓就不同家族的看法并不適用于古代日本。
一個大家族的后代子孫分開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定居，通常會以后來定居地之地名為家名，而非宗族所在地地名，如住在上州太田的藤原家后代成了太田家，而住在下野小山的，則成了小山家。……翻過一座山，住在松田的則又成了“松田家”。
日本的姓名并不像中國那樣絕不可輕易改變，日本人往往會因為搬遷而各立新姓名。
如果離開宗族，移居新的地方，擁有了新的領地，這時，人們也往往把新領地的地名加入到原來的姓名中，例如下野的宇都宮家移居豐前的成井，就變成“成井氏”，如果他們又移居到肥后的內古閑，那么他們就又變成了“內古閑氏”。
直到近代，日本才形成一家世襲一姓、不輕易改變的習慣。
相應地，日本人取名字，也更多隨意性，比如按照住家附近的環境去名，如松下、渡邊、山田等；又比如，以植物名或動物名命名，如櫻子、柏木、大熊等等。在伊豫海岸的一個漁村里，家家都以“魚”為名，而其鄰村則以蔬菜名為名。
二、日本姓氏使用漢字，漢字數量多，而且可以自由組合，加上日本對漢字的讀法有音讀、訓讀兩種，音讀指按照漢字傳入時的讀音讀，而訓讀指用與該漢字字意相同的日語假名拼讀，如春讀作“はる”。
所以一個漢字往往有多種讀音，比如“新”字就有八種讀音，每種都可以用來組合新的名字。如此，漢字字形和讀音一一結合，就產生數量巨大的不同的組合。
另外，同一意義的漢字往往有兩種或以上的寫法，如“富田”和“冨田”等，不同的寫法，也表示不同的姓名。
三、日本姓名中，漢字和假名可交替使用，如此，產生的組合就更加豐富了。
引人矚目的是，在日本三十多萬姓名中，約有百分之八十五取自地名。在日本人的觀念里，日本近兩百萬的地名（包括小地名）就是日本人姓名的故鄉。
以地名為姓名的例子很多，除了上述的例子，還有如日本有一個姓是“四十八愿”，初看起來是出自佛典《大無量壽經》，但不用于僧侶而用于庶民，這是何故？實際上這是一個地名，住在那個地方的人就以該地地名為姓了。
中日姓名史上從地名取名的民俗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2005年，京都大學舉辦了一場公開的學術論壇“當今漢字文化第二次論壇：東亞人名、地名與漢字”，從會議主持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高田時雄的開幕詞可以看出，日本學術界始終十分關注漢字、地名和人名的關系。
日本人名中濃郁的土地情結和中國文化，要從姓的來源、土地制度、漢字的使用說起。
一
就我國來說，姓，在部落氏族社會，是部落群體的“公名”，清代學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也討論了姓氏歷史，認為從秦統一六國開始，以氏為姓，姓氏合一，為一代之制。
我國姓氏最初來源主要有二：一是源于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地名。二是源于部落圖騰。
姓與氏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是統屬與分支的關系。
漢代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歸納姓氏來源的九種類型：氏于號、氏于居、氏于事、氏于謚、氏于爵、氏于國、氏于官、氏于字和氏于職。
其中，以國名為氏的，如周文王兒子管叔鮮封于管國，于是他成了管姓的始祖；以采邑為氏，如諸侯把田地賜給從屬于自己的卿、大夫，這些卿、大夫便以所繼承的田地之名為姓氏，如劉、范等；
以地為氏，有的氏族遷徙到新的居住地后，便以所居之地為姓氏，如鄭大夫子產居住在東里，其子孫便以“東里”為姓氏。這幾種類型，是古代最常見最主要的取名方式。
以地名為姓、名，與我國歷史上的土地分封制分不開，所謂“封建”，即封邦建國。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賜親戚或功臣，使之在各區域內建立邦國。相傳黃帝為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備。
《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孔穎達疏曰：“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藩籬，屏蔽周室。”
土地是最大的財富，中日自古如此，因此，每逢戰爭，勝者為王，王則分封土地。帝王分封土地于諸侯，對諸侯而言，既是一種榮耀，也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征，受封諸侯遂以封地地名為姓氏，表示對該領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
詩人屈原就是以其祖先的封地名稱“屈”為姓氏的。秦漢時代的人名結構，以《史記》所見為例，其中有：封地名+爵稱+名，如淮陽王友等。
秦漢以后，有姓+地望，如韓昌黎、柳河東、王臨川等，也有單稱地望的，如濂溪、船山等。可見國名、地名自古就是姓名構成的重要因素。
另外，我國有許多復姓，復姓的主要來源，也是地名。
此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姓氏來源，那就是以山名、河名為姓氏，比如喬姓，黃帝死后，葬于橋山，黃帝的子孫中有守陵之人，就以“橋山”之“橋”為姓氏，后人去木為“喬”。
古人的號（即除姓、名、字之外的另一種稱謂），也多取自出生地或任職地地名，如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稱“孔北海”。
約從唐宋時代開始，社會上普遍出現以出生地和籍貫地地名來做名稱的現象。如孟浩然，湖北襄陽人，人稱“孟襄陽”。這種稱名方式直到近現代仍然存在，如廣東新會人梁啟超，人稱“梁新會”。
二
日本的土地私有，是造成大量以地名為姓、名的推動力。
“姓”（カバネ）在日本指古代豪族加在氏之下的稱號，有臣、連、造等三十余種，古時是對氏族首領的尊稱，后來演變成表示政治和社會地位的標志，并被世襲化。
氏自古就有，“名字”則是隨著中世名田制的出現才開始使用的。日本古代姓與氏的區分，基本與中國同。
柳田國男進一步指出，姓是自己家族與其他家族區分開來的一種方式，而名字則是同姓家族中與他人區分開來的方法，可稱為第二家號（姓為第一家號），如此看來，姓和名本質上是一樣的。
大和國時代，日本出現了統一政權，加上在侵朝戰爭中獲得大量勞動力和從中國傳來的先進技術，于是出現了“屯倉”，即在天皇的帶領下開墾土地，設置糧倉，目的是為皇室提供生活物資。
“屯倉”無疑大大推動了對土地的開墾和耕種，也加強了皇室私有地的制度。據《日本書紀》載，“屯倉”出現后不久，貴族豪強也開始占有田莊，擁有私有地，并大量圈占土地，不斷擴大面積。除此之外，一部分農民也有自己的私有土地。
中世出現的名田制，可以說是日本“名字”出現的直接推動力。
名田是莊園領主賦課年貢和雜役的基本單位，名田是平安時代之后，以口分田私有化和荒地開發為契機，聚集在特定個人名下的田地，通常冠以所有者的姓名，通過轉讓、收買等方式轉領，曾形成莊園、國衙領的基本部分。
這個時候名字代替古代的姓、氏開始出現，這時多數使用領地地名為家名（相當于姓），為了證明家族對該地的占有和管理權，那些被占有的田地叫“名田”，名田的字號又被主人采用為家名，就形成了“名字”。日本“名字”的“名”來源于土地地名。
原則上，一塊名田只有一位名主，名主一般擁有被稱為“下人”的直接生產者，但是，自十三世紀末到十四世紀初，出現了名田的分割，導致了“名”的分裂，即原本只有一位名主的，分裂出了多位名主。
如近畿和泉國大鳥莊，原本只有十幾位名主，到了十三世紀后期的1276年，則變成了五十位，這一時期，名主數量增多是普遍現象，相應地，“名字”數量也普遍有所增加。
后來，由于幕府土地制度改革，改變了戰國時代的分封土地制，人們與領地的關系日益疏遠，隨之，日本的“名字”也變成了“苗字”（みょうじ）。
“苗”指祖先的血脈，雖然表面上與土地的聯系消失了，但實質上“苗”字仍有指祖先發祥地的意思。
室町時代，有姓氏、稱姓氏是武士階層的特權，江戶時代之前，庶民都還是沒有姓名的，有姓名的仍只是特權階級或貴族階級。中國也是如此，在中日古代，姓名都是表明身份、等級的突出象征。
為了統治和管理的方便，加上戶籍制的推行，明治八年（1875），《平民名字必稱令》發布，規定人人都必須有一個名字，于是取姓名成了一種法律規定的每人都必須承擔的義務。
忙亂之中，村里多數人都用一個相同的姓，也有人用前藩主的姓為姓，但，大多數還是采用祖先發祥地的地名為姓。
三
除了上述兩國的土地制度之外，漢字的使用是姓名大量取自地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京都大學大學院人類·環境學研究科教授金坂清則在第二屆當今漢字文化論壇（2005年）上的發言，可以反映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心理與漢字的深深聯系。
金坂教授面對日本歷史上出現的幾次大規模市、町、村合并，和隨之出現大量以假名作地名的“脫漢字化”現象，毫不保留地提出了擔憂和質問。
他反對單以名作地名。認為地名應該有一定的意象性和指向性，命名向來重視語言所包含的意象性，而漢字具有豐富的意象性，是形、音、義三者的結合。地名也追求發音和形狀的美。
所以，在日本地名史上，有用漢字表記地名的習慣和傳統，漢字所包含的豐富性和意象性，是假名無法代替的。
明治22年（1889）的市、町、村大合并，導致五萬以上的行政地名消失；昭和28年10月町、村進一步合并，使原來9868個市町村至1962年10月已降至3453個，此即所謂“昭和大合并”。
隨著市、町、村合并的推進，至2005年3月，已降至2500個。市、町、村合并，直接導致地名劇減，一百年前日本約有七萬個地名，到2005年，大約只有兩千個，導致日本人名與地名的分離。
而且，為了通俗易懂，近來出現了許多以假名命名的地名，這種現象，引起了相關學者的擔憂，他們認為，正如沒有一個人沒有姓名一樣，沒有一片土地是沒有地名和歷史的，地名命名用假名代替漢字，雖然假名的讀和寫都比較容易，但漢字地名中包含的歷史、文化也會隨之消失。
地名，并不僅僅是一個指示名詞。
阿伊努族文學研究者萩中美枝也說，阿伊努族是用自己常用的語言來命名地名的，所以地名也體現了當地的一些生活習慣。那些住在有名字的地方的人們，其實也生活在地名里，可以說，地名是一種生動的區域文化。
另外，許多地名的命名都是根據地區環境而定，人們給自己取名也有不少是根據自己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環境來而定的，所以，二者有相通之處，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這么多以地名為人名的現象。
國語研究所主任研究員笹原宏之也指出：日本人取名既重視讀音，也重視書寫形象。這和地名取名是一樣的道理。
而且，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還是其他國家，取名往往用好字，這是自古以來的一個取名原則。地名取名用好的字，人名當然更是如此，這也是為什么人們給自己取名喜歡用地名的原因。
土地自古就是被人們贊頌的，地名作為一方水土的符號、名稱，當然也包含著贊美之意。而人們取名字，多少都含著贊美、鼓勵和希望，所以取地名為人名，是有其心理依據的。
正如馬場秋子說的：生活于土地之上的人對土地的認識，其實與人類對自己的認識是相通的。
雖然，隨著土地制度的改革、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還有城市化的進程，現在，人們與土地的關系較之從前已是十分生疏和遙遠，但人名和地名的關系不會斷絕，因為只要人類存在，就要生存在土地上，人類存在，姓名就不會消失；土地也是不會消失的，地名和土地同在，所以，人名和地名的關系就不會根本斷裂。
這就是為什么在二十一世紀，我們依然能看到一些以地名為人名的例子，比如，在日本薩摩川內市，有一位母親給自己的孩子取名為“薩摩”，并以此登記了戶籍。